我们读马克思，是因为我们关怀全人类的命运，像鲁迅所说的那样，能够感到自己与人类“共命运”——“无穷的远方，无穷的人们，都与我有关”。
何为“马克思主义”?
但丁曾这样定义“科学”：博学深思是重要的，不过，单纯依靠思考却是远远不够的，只有通过语言、文笔、画笔、凿子等把它们表现出来，才能成为科学。
就是这句看似平常的话，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。
众所周知，中国有历史上最完善的读书人选拔制度，有无数博学善思的学者，而欧洲最著名的大学皆是中世纪的产物，牛津、剑桥、博洛尼亚等著名学府都有教会背景，但是，正如欧洲中世纪的教士一样，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是特殊阶层，一旦进入这个阶层，便脱离了劳动，更视“动手”为贱业。
脑与手的分离——这便是现代科学不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和传统中国的根本原因。
而在文艺复兴时期，特别是在佛罗伦萨这座生气勃勃的城市，艺术家与裱糊匠却没有什么不同，理发师与医生也没有什么不同，因为佛罗伦萨人相信:只有当脚掌证实了心脏、思想与手的劳作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人们才真正开始创造一种崭新的文化——这种新文化，被但丁等人称为“科学”。
事实上，现代文化就起源于脑与手的结合，而这也正是现代文化与一切“旧文化”(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和中国的士大夫文化)的根本区别所在。
现代文化的实质，无非就是知识与劳动的结合，现代科学技术正由此而产生。现代文化的创造者是工匠，他们便是现代工人阶级的前身—这就是E.P.汤普森在《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》中所揭示出的历史事实。
然而，这种对“文化”的理解是如此有悖于人们的传统与积习，因为它与旧势力对“文化”的理解如此相悖，以至在某些人看来，正是这种散发着劳动和“动手”的寒酸与汗酸味道的文化、正是这种把“文化”和“下等人”联系起来的努力，严重玷污了那种充满了香水与“书香”味道的文化，亵渎了高尚的、纯粹的文化。于是，对于“文化”的这种崭新理解，从其产生的那一天，就对“纯文化”“纯精神”“纯文学”构成了挑战。
毫无疑问的是:在人类历史上，代表着脑与手的结合，真正显示着现代文化波澜壮阔的伟大力量的，正是马克思主义。
马克思的幸福与快乐无关
马克思曾经笑谈过这样的悖论:资产阶级文化中充满了上帝的爱、法律的尊严、纯洁的说教，但是，资产阶级的行动，却是由欺诈、卑鄙、阴谋诡计和残酷的镇压构成;而与之完全相反，无产阶级文化中尽管散发着劳动者挥汗如雨的酸臭、洋溢着奴隶对于革命暴力的呼唤、赞美着革命者对于淋漓鲜血的正视，但是，无产阶级所从事的，却是堂堂正正、大公无私、为劳动人民求解放的行动。
马克思主义与纯学术的说教无关——
“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?是我们劳动群众”
“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，让思想冲破牢笼”。
这种科学、这种文化，不仅充斥着劳动的汗酸味，而且还布满了火药的气息;这种科学、这种文化更与廉价的快乐毫无关系。
伊壁鸠鲁曾说，人生的意义就是追求快乐，而古往今来，很多人是他的信徒，于是，他们读养生、健身、旅游、性爱、游戏、美食和赚钱方面的书，以为这样的书能使他们快乐。但尤瓦尔·赫拉利在《未来简史》中却调侃说，实验已经证明，快乐不过是内分泌和神经网络的运动，为了追求快乐，最直接的办法是去嗑药，而不是读书。某位号称“无知者无畏”的作家曾经说过，不读书我们一样快乐，没准儿会更加快乐——而他很可能是对的。
马克思的故事和事业与“快乐”无关，却与马克思对于 “幸福”的理解有关。实际上，马克思与他同时代的天才约翰·斯图尔特·穆勒一样，只是把伊壁鸠鲁的名言稍作修改，即把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“快乐”，改为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 “幸福”。
边沁说过:所谓最大幸福原则，就是指大多数人的幸福，而世上最持久的幸福，就是使个人的幸福与大多数人的幸福协调起来的努力。边沁还说:快乐与快感是动物也有的，但“快乐的猪”与高尚的人的区别，就在于前者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幸福。
实际上，“幸福”是什么——这就是马克思在他 17 岁时的作文《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》中所阐释的主题:
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，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，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;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、有限的、自私的乐趣，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，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、但是永恒地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，而面对我们的骨灰，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。
正是基于这样的选择，马克思献身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。但是，马克思与包括亚当·斯密在内的经济学家们，对于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意义的理解，有着微妙却具有天壤之别的差异，因为在后者那里，经济学实际上就是追求“快乐”的职业，而对于马克思来说，经济学则是为人类谋“幸福”的事业。正是基于这样的选择，即使卡尔·马克思博士今天还活在世上，这位《资本论》的伟大作者，仍旧不可能在我所在的“世界一流学科”谋一份教职，根本原因就在于:马克思对于“知识” 和“幸福”的理解，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截然不同。
马克思主义在中国
马克思逝世 10 年之后，毛泽东诞生于中国湖南，而马克思诞辰 100 周年的时候，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报到——正是从那个时候起，马克思的思想便点燃了无路可走的中国;也是从那个时候起，马克思主义便成为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火炬，马克思主义便与中国的命运结合在一起。
中国人要了解西方，需要懂得马克思，而西方人和全世界要了解中华民族的现代命运，更需要懂得马克思。
实际上，自 1852 年开始，马克思就在大规模地研究亚洲和中国的资料。非常可惜的是，他最终放弃了这种叙述方式，放弃了在欧洲与亚洲的比较中展开他的叙述，而主要采用了以欧洲和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核心，从理论叙述而非历史叙述入手——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《资本论》的一般结构。
回溯历史，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比中国早，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后期的转向，他们也没有认识到亚细亚生产方式自身拥有的潜力。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是“脱亚入欧论”的产儿，他们认为整个亚洲是落后的，先进的只有西方。
在东亚，认识到亚细亚生产方式意义的不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，而是以“京都学派”为代表的历史研究者。他们提出，中国发生了“唐宋之变”——以农业和江南农村的发展推动城市化和贸易的发展，而不是把城市化建立在摧毁农村的基础上。正是这一转变，开启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亚洲现代化道路。
在世界范围内，真正继承了马克思思想重要转变的是毛泽东。毛泽东的革命之所以是史无前例的，就是因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以一场土地革命为先导的革命。这场革命，避免了中国土地所有制的“日耳曼化”。
我们为什么还要读马克思?
我们读马克思，是因为我们关怀全人类的命运，像鲁迅所说的那样，能够感到自己与人类“共命运”——“无穷的远方，无穷的人们，都与我有关”。
我们读马克思，是因为我们鄙视这样的无聊笑谈:“人生最大的悲哀，是到死了钱还没花了。”恰恰相反——正如康德所说，作为小人物，我们既在为自己的衣食而斗争，同时，也在情不自禁地在为后人、为他人而工作。
而这就是人的“类本质”，所谓“情不自禁”，“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，但他们却这样做了”。康德说:正是基于这一点，“每个人是必死的，但作为人类，他们却是不死的”。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，知识、“文化”与下等人和劳动结合起来，个人的命运与人类的幸福结合起来。
我们读马克思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:马克思之前的西方学问，都通向马克思，而马克思之后的西方思想，都是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的。
